沈帥青：是否容得下Uber 港府要抉擇

惹火的租車程式Uber，終引來香港警方高調拉人，惟爭議不會就此結束，當新科技與傳統法規衝突，是全面封殺，抑或像三藩市、新加坡般擁抱新科技？如何取態，還看港府抉擇。

去年中登陸本港的Uber，連接想搭車的乘客，以及有意賺外快的私家車司機，服務好吸引不少市民支持，但私家車搶的士生意，又是沒有的士牌的「白牌車」，游走法律灰色地帶，既有的士業界遊行抗議施壓，前日更惹來警方出手，放蛇拘捕5名Uber司機及扣留其車輛，又到Uber辦公室搜查、拘捕3名職員，及後全數8人獲准保釋，至昨日警方再拘捕2名Uber司機。

拉人又搜舖，甚有雷霆之勢，但高調行動掀起的爭議也大。既有不少市民為Uber叫屈，批評傳統的士服務不佳，政府卻阻礙市民有新選擇，又有網民找來投資推廣署的網頁資料，指摘政府曾盛讚Uber是成功個案，又曾向其提供本港運輸業資料，幫助其落戶香港，如今卻反過來打擊，質疑是陷阱云云。

投資推廣署支持，另一邊卻見警方打擊，兩者取態矛盾，還反映政府面對Uber這種新興科技，根本未知應該如何處理與看待。結果，不同部門各有各行事，對於投資推廣署來說，看到的是科技發展，鼓勵新科技來香港；警方看到的，則是「白牌車」涉嫌違法的問題。

可是，爭議還只是開始，未來如何處理？Uber在全球各地均種下火頭，各地政府大多亦出現手忙腳亂、後知後覺的毛病，以至傳統的士業界抗議之時，只能陸續表態，她們的取態，其實不外乎3種。

其一是擁抱新科技，把推動創新放首位，對Uber展現歡迎態度，當中就包括美國三藩市及新加坡，兩地政府皆設立法例，對Uber等租車App進行規範，三藩市政府甚至在2012年成立推動共享經濟的工作小組，思考如何協助Uber、Airbnb等共享App的發展（見表）。

在新加坡，即使法例對Uber加強規管，如要向政府領牌等，但實則是讓Uber可名正言順地經營，當地高官甚至表明，規管應從寬，留空間讓科技發展得更好。

另一種的取態，則是執法行先。Uber的經營模式，打破一般出租車的常規，不向政府領牌就經營，對於政府來說，既是可能逃過交稅、交牌費的行為，觸犯法例，且當地的士司機的利益受損，肯定大舉催促政府執法，政府是否有理由不回應？

在法國、南韓、西班牙等地的政府，近來都紛紛指摘Uber違法，甚至要作出控告，以各種手段迫令Uber停工，平息爭議。

第三種取態，則是隻眼開、隻眼閉，只要一日未在社會爆發大爭議，也盡量視而不見，若最後被迫至牆角，也施行拖字訣，避免得失任何一方。紐約的士司機抗議多時，終迫得紐約市長白思豪表態，上月稱要限制Uber發展，但當Uber發動民意施壓，則政府也妥協，改口稱先進行4個月的城市交通研究，才作決定！

一邊是新科技發展，一邊是傳統法規、現有利益者，爭議肯定棘手，但Uber爭議在本港亦已殺到埋身，港府也就不能不思考取態問題，是要像三藩市、新加坡般以新科技先行，選擇擁抱，還是像法國、南韓般嚴打？

實際上，港府現今的態度仍然不清晰，上月初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在立法會被問及有關Uber的問題時，僅稱知道對市場有衝擊，現有法例有規管，又指要與律政司進行研究。但當爭議愈益尖銳，要作出抉擇的壓力，一定愈來愈大。

其一，港府要想清楚，有關處理Uber的事務，應當是算作科技政策的範疇，還是運輸政策範疇？是由商務及經濟局負責，抑或是運輸及房屋局？其實，由哪一個政府部門負責，某程度上已可反映政府的取態，是傾向以科技行先，還是當作交通爭議事項處理。

其二，若然政府容許Uber存在，就要思考法律的問題，Uber模式既與現行法例有衝突，那麼是否要修例，讓其可名正言順地經營？抑或像新加坡般，設立專門法例？

新科技App的成功，不外乎顛覆本地現有常規，最後自然就會引申出新科技與傳統業界利益的衝突，Uber既是經典案例，但日後類似的爭議，勢將陸續有來。是科技行先？堅持傳統法規？最終肯定會有人輸有人贏，有人得益有人受損，政府終要作出抉擇。